在順應歷史大勢中彰顯黨的百年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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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順應歷史大勢中彰顯黨的百年輝煌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如何處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怎樣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求解的時代命題。究其原因,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我們就能夠更好前進”。這就意味著,能否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對于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存續與發展至關重要。當前,面對世界多極化的推進態勢,經濟全球化的迂回進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的國際形勢,大機遇、大挑戰并存的現實情形,我們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認知并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的演變機理與演進規律,始終掌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

    順應世界發展大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歷史必然向世界歷史轉變、歷史必將成為世界歷史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一貫主張。沿著唯物史觀所指引的方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立足于社會化的人類,一方面,深入“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世界歷史生成的終極原因;另一方面,從“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出發論證了世界歷史的共產主義旨趣。馬克思恩格斯就曾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為據,論證了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的國際性和共產主義事業的世界性。馬克思恩格斯坦言道:“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這種與生俱來的世界眼光和歷史視野,折射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然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爭取自身乃至全人類解放的目標取向。

    中國有句古話,“察勢者明,趨勢者智,馭勢者獨步天下”。中國共產黨作為由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不僅注重以世界眼光和歷史視野把握時代發展潮流,而且善于從世界發展大勢的視角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梢哉f,建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成就,與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階段洞悉歷史興衰、體察世界大勢的獨特精神特質密切相關,更與中國共產黨順應世界歷史大勢的先進品質和優良傳統密不可分。

    其實,早在建黨前夕,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們就已經將中國的前途命運納入世界歷史大勢中予以考量。李大釗曾從俄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出發,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寄之以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希望。1919年7月,年輕的毛澤東借《湘江評論》創刊之際抒發了世界革命浪潮下挽救民族于危亡的遠大志向。他在創刊宣言的文末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十月革命的勝利,鑄就了社會主義的勃興,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一世界大勢中應運而生的。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世界革命論為核心的“世界的中國”觀,進一步深化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關系的認識??谷諔馉帟r期,我們黨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救亡強烈愿望的大勢出發,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詳細闡述了“兩種世界革命”理論,指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在他看來,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意義、闡釋中國革命的任務和使命,都不能脫離世界革命,并最終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針對當時美蘇爭霸并主宰世界的國際格局,1974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與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會談時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構想,明確表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這一戰略構想旨在加強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為構筑冷戰背景下中國安全方略奠定了堅實的外交基石。

    1978年以來,中國久已關閉的大門緩緩向世界敞開。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洞察國際形勢變化的基礎上多次強調:“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為了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國際分工的有利時機,鄧小平同志一再告誡全黨,閉關自守必然導致貧窮落后,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都要有對外開放的胸襟和自信。正是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也由此掀開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蘇東劇變后,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世界各國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的時代主流沒有變,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動搖,明確提出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從而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加強了中國同國際社會的競爭與合作。進入新世紀,中國的前途命運同世界的前途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既看到了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帶來的機遇,又目睹了局部沖突動蕩造成的不安,從捍衛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的高度,呼吁各國人民攜起手來共同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國內外發展大勢,既深諳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又洞察世界經濟復蘇緩慢乏力。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霧霾仍未徹底消散,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亦明顯增多。我們不禁要問:在世界市場的海洋中,面對一次又一次難以預見的漩渦風浪,是畏難而退還是知難而進?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答案是:“融入世界經濟是歷史大方向,中國經濟要發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近年來,為了助力世界經濟復蘇,黨和政府下大氣力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強科技創新推動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為了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中國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基礎上進一步敞開對外開放的大門,更加主動地深化對外合作,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舉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設立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等,增進中國同其他國家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以期更好地順應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誠然,這些務實性舉措也使得中國與世界大勢交融互聯、與時代脈搏同頻共振的步伐愈加鏗鏘有力。

    順應世界發展大勢是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客觀需要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曾經順應和引領了世界歷史的發展大勢,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廣為人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為例,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催生了西歐諸國的文藝復興和大航海運動,加速了工業革命的進程,預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很多西方學者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有著極高的評價。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稱許中華民族建構了為今日人們已知的最高級的世界文明;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曾在其 《中國問題》一書中高度贊揚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為中華文化內嵌著寬容、友好、和善的基因,與其他民族相比,中華民族是建立在一個更合乎人性、更文明的人生觀基礎之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貢德·弗蘭克更是結合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全面系統闡述了1500年以來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從中論證了中華民族在工業革命前的世界經濟史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向來擁有“天朝上國”的心態,這種心態一方面養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培育了“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博大情懷,和“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和合”文化,鑄就了中華民族乘勢而上、走向世界的精神品格。無論是秦漢時代的“絲綢之路”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隋唐時期以“鑒真東渡”和“遣唐使”的到來為標志的文化交流,還是以元明時期馬可波羅來華和“鄭和下西洋”為鼎盛的中西方文化互鑒,與同時期的其他民族相比,中華文明以其獨特的地大物博的自然條件、勤勞樸實的勞動人民和悠久璀璨的歷史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謂是獨樹一幟,充分彰顯了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但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民族歷史日益走向世界歷史,這種“天朝上國”的民族優越感最終演變成為一種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保守心理,進而淪為中華民族順應世界發展大勢、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桎梏。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之下,那個一度耀眼東方、震撼世界的古老民族因長期隔絕于世界市場和工業化大潮的世界歷史大勢而漸漸失去往日的光澤。馬克思在評價晚清的中國時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在回顧中華民族這段歷史時也深有體悟地說:“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

    歷史發展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看不到世界發展大勢,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必定落后于時代,甚至被時代所拋棄。放眼當今世界,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的世界大勢面前,沒有哪個民族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也沒有哪個民族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即是說,中華民族要想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合乎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潮流,以改革開放的姿態走向偉大復興。

    為此,一方面,我們要把握時代脈搏、順應歷史潮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把那些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著力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期從中不斷汲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智慧和力量。為了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今世界發展大勢相適應、相協調,我們不僅要繼續發揚“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變革思想,把創新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核心位置,勇于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依靠創新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還要繼續秉承“協和萬邦”“和衷共濟”的“和合”理念,著力加強同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在開放、包容、尊重、合作的基礎上夯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人文根基。

    另一方面,要在中華傳統文化順應時代發展大勢,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同時,向世界各國展示一個真實的、立體的、全面的中國。一是契合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講好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故事。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即便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歷盡西方列強殖民侵略和壓迫,但在對外交往中仍然堅持“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的立場。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中華民族永遠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二是把握經濟全球化潮流,講好中華民族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故事。歷史上中華民族經濟繁榮、文化絢麗、科技進步的美好景象背后,都有著中國人民辛勤勞作、勇于創造的奮斗身影。當前,中國偉大發展成就的取得,又無不是中國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實干出來的。在世界經濟復蘇的道路上,中華民族敢作敢為、善作善成,以“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的豪邁宣言,鑄就了抵御“逆全球化”思潮的東方屏障。三是凸顯人類命運與共的訴求,講好中華民族開拓進取、勇立時代潮頭的故事。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經過內憂外患的苦惱,但中華民族未曾低頭屈服,而是愈挫愈勇,一次次絕境逢生,又一次次向善而行。要知道,“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任何磨難和禍患都無法阻滯中華民族復興的潮流,今天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順應世界發展大勢是社會主義中國趕上并引領時代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危機。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無數追求進步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繼、勇往直前,探索救國救民之路。西方的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工團主義等思潮在中國都曾有過嘗試,但最終也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直至俄國十月革命爆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人才在精神上由被動轉入主動,才開始覺察到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中國救亡圖存的人間正道。正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引領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譜寫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壯麗史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解,在社會基本矛盾驅動下,人類走向社會主義具有不可抗拒性,但不同國家的走法則不會完全一樣。在此意義上,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體現了歷史必然性與主體選擇性的辯證統一。20世紀上半葉,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功以及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無產階級“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二戰結束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大有“東風壓倒西風”的氣象,新中國就是沐浴著這股東風誕生并站住了腳。殊不知,作為沒有任何私利可圖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之日起就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中國人民應當……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我們黨結合中國固有的經濟條件、政治傳統和歷史文化,向來強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期間,毛澤東同志更是在其《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中闡明了新中國國體與政體的社會主義屬性。隨著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頒布,尤其是1954年“五四憲法”的實施,我國現行的國體和政體正式確立。而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真正宣告了我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制度的確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奠定了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所需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由此開啟了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追趕時代的歷史征程。

    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之路并非坦途。1966年至1976年的這段歷史時期,由于受“階級斗爭為綱”錯誤方針和“文革”十年內亂的嚴重干擾,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整體進程緩慢,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實際差距沒有得到應有的縮小。痛感于此,鄧小平同志以他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深刻洞悉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與日新月異的世界形勢,果斷地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科學社會主義也重新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40多年來,中國經由改革開放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方面,還是在文化繁榮、生態建設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非凡成就。改革發展成果的普惠,使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實質性進展。比如,從經濟領域來看,1978年至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億元人民幣增至101.6萬億元人民幣;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人民幣增至32189元人民幣。自2010年起,中國就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儼然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源。再如,從民生領域來看,1978年至2020年,中國在現行貧困標準下累計使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升,中國也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中國擺脫貧困落后、實現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亦是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重大歷史機遇與挑戰,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融入世界,不但是為了趕上潮流、趕上時代,還要力爭走在時代前列、占據時代制高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方位、開創性成就的取得,深層次、根本性變革的發生,印證了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同時標識著社會主義中國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v觀寰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失效、沒落,加劇了人們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反思追問?;谶@一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實際上,社會主義中國一直在踐行“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的莊嚴承諾。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參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以實際行動表達了愿同世界各國攜手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世界的強烈愿望,為破解“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民主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全人類面臨的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發揚心系世界人民安危福祉的國際主義精神,為國際社會抗擊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們堅信,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承擔國際責任和全球義務,以及與之而來的中國制度性話語權的提升,中國必能續寫“引領時代”的新篇章。

    (作者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訪問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9JZD008)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⑦《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⑨《習近平主席新年賀詞(2014—201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責任編輯:王梓辰校對:劉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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